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扯了一年地气之后突然狂飙突进，股票市场也飙升翻番。
但是,指望它们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不可能的。智慧来自经验教训:要尊重市场,而不能迷信市场;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
党的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但有不少人犯了市场幼稚病,甚至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程度。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长期以来,好多人对此不屑一顾,现在没有几个人敢继续怀疑了。2007年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瑞典财富集中程度其实与美国不相上下。
人家的长处,我们要学;自己的长处,我们不应扔了,要更充分地发挥。宏观计划调控和共同富裕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前面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一是人民性,二是计划性。在新形势下，要实施更加主动进取的开放战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但是，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不仅与体制、政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可否说，我国已经开始从长期的资本短缺转向资本相对过剩？这对国内发展格局有重要影响，引进外资政策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改变招商引资中不计成本片面追求数量的做法，注重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使之与新阶段国内发展与改革的目标相衔接。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反映全国的普遍情况还有待更多的调查佐证，但这项调查大体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可以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新阶段改革举措取舍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避免过分超前和铺张。未来几十年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性资源仍有供应潜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资源的节约也有很大潜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
我就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讲些看法，提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要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年对东、中、西部地区共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有近5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其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各半。资源和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的突出矛盾，是因为：第一，发展阶段的变化。
新的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重要变化，是WTO过渡期结束后，进一步加人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要改变奖出限进的政策，扩大先进技术与装备进口，促进国内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如何利用好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实现外资政策和国家的区域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如何从外资普惠政策转向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如何加强对跨国公司大型并购投资的审查和监督，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产业安全？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处理好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和产品品牌？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许多问题需要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观察和处置。在新的发展阶段，在世界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依靠体制创新而保持生机与活力。
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增长。随着经济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总量增长，污染物排放也在增长。
显然，城市人均收入高于农村，而东部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政府要兼顾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长远打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制度和体制层面。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中国能够克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重困难与矛盾，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吗？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不可阻挡，却难以持续》，代表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国内也有这样的疑虑。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数量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比城市还要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都需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和对策。
城市熟练工人普遍供不应求，局部地区普通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上涨。我国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在增多。
许多国际条约对环境有严格要求，所谓绿色壁垒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贸易壁垒日益增加，国际压力加大。2020年实现这种拐点，是应该争取做到的，这大体上和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吻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实现了第三步与第二步的有机衔接，为第三步战略部署规划了一个务实而又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开端。作为途径来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可缺少和不能动摇的基础，同时要通过社会和谐来建设社会主义。
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新问题，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经济效益是提高的。这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第二，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
例如，随着老龄化加快、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和寿命延长，老年的界定是否需要有所改变？在老龄化阶段如何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否需要在适当时候延长退休年龄？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什么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既有利于发挥各地优势，又有利于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互利的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包括财税制度、资源开发和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制度、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补偿制度），才能使地区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而不致成为恶性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什么样的区域政策有利于全国市场的统一性而不致形成优惠政策的轮番攀比？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农民工越来越多。需要特别给予扶持的，是特别贫困地区、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发展严重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地区。
要把解决民生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是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是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加快增长速度，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地区发展格局有决定性影响。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解决民生问题，但目前国家经济实力和政府能够集中的资源毕竟有限，只能提出能够解决的任务。
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解决民生问题要循序渐进。大量贸易顺差是新问题。
看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可能会快于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农村现代化是更长期更艰巨的任务。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来发挥后发优势，降低资源消耗峰值，缩短消耗增长持续的时间，用比较少的投入完成工业化进程。